只有通过若干世纪的缓慢积累和沉淀，思想、情感、惯例乃至偏见才能够汇集成一种民族精神，它赋予一个民族以力量。没有这种民族精神，人类的进步也就无从谈起，每一代人将不得不从头开始。

这种制度的主要危险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以根本错误的心理学观点为基础，认为智力是通过一心学好教科书来提高的。由于接受了这种观点，人们便尽可能强化许多书中的知识。从小学直到离开大学，一个年轻人只会死记硬背，他的判断力和个人主动性从来派不上用场。受教育对他来说除了背书和服从，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至于说他的信仰是否荒谬绝伦，那已无关紧要；对信徒来说，信仰就是活生生地明摆在眼前的事实，信徒们对它崇拜而狂热。

用一时的意见影响群众的头脑并不困难，想让一种信仰在其中长久扎根却极为不容易。不过，一旦这种信念得以确立，要想彻底根除它也同样困难。通常只有用暴力革命才能对它进行作用。甚至当信念对人们的头脑完全失去控制力时，也要借助于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作用是对已经被人抛弃的东西作最后的清理，因为习惯势力阻碍着人们完全放弃它。

仇恨就属于这样一种情感，但它又是一种正常的心理情绪。对人的仇恨、对制度的仇恨以及对某些事情的仇恨深深地刺激着大革命时期的人们。他们不但对他们的敌人显示出极度的仇恨，而且对自己的同党也是憎恨的，正如最近一位作者所指出的：“要是我们毫无保留地接受这些革命者之间的相互指控的话，那么，我们会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叛国者，他们总是夸夸其谈，既腐败又无能，干尽了暗杀的勾当，骨子里与暴君没什么两样。”我们知道，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必欲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的仇恨心理，人们才相互迫害，相互残杀：吉伦特派、丹东派、埃贝尔派、罗伯斯庇尔派等派别概莫能外。

我们现在这些议员，正在为民众引导、制造一种神奇的心理，不但让群众深信议员们有把水变成酒，把铜变成金子，把面变成饼，把穷人变成富人的能力，甚至让那些改革家也深信国家政治制度以及社会政策的神奇，相信它们比神仙还要灵验。至于不能快速见效的原因，则是议员们倡导的这些制度、政策实行时间还不够长。

传播信仰者的特质在于，无论如何，他们都要进行传播，并且毁灭那些阻碍他们的人。 这种毁灭的必要性，是传道者的心理要素。

世界上不管怎样的统治力量，不管它是观念还是人，其权力得到加强，主要都是利用了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它的名称就是“名望”。

说理与论证无法战胜一些词语和套话。它们是和群体一起隆重上市的。只要一听到它们，人人便会肃然起敬，俯首帖耳。

新的教条一旦植根于群体的头脑中，就会成为鼓舞人心的源泉，它由此会发展出各种制度、艺术和生活方式。在此环境下，它对人们实行着绝对的控制。实干家苦心孤诣地要让这种普遍接受的信仰变成现实，立法者则一心想把它付诸实行，哲学家、艺术家和文人全都醉心于如何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它，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想法。